文：潘金明 博士
（东盟研究教授、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国际化与东盟研究院〔IINTAS〕院长）
当下的马来西亚，时间的钟声比任何时期都来得急促而刺耳。过去25年来，马来西亚选民逐渐变得急躁，甚至可以说处于一种“临界燃点”。这并不仅是政治失望的累积，而是一场由结构转型、科技加速与新的世代心理模式共同推动的深层变化。
这种急躁的源头，可追溯至2005年前后。当时民间曾出现一股“蓝潮”企图推翻前首相马哈迪·莫哈末长期执政所遗留的政策后果，尤其是其“私有化”政策——马来西亚资深经济学家佐摩更直言，那不是私有化，而是“裙带式私有化”。这句话深深刻在许多马来西亚人的集体记忆里。
同一时期，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，从一个被外界视为劳力密集型的发展中经济体，转身成为全球技术与经济强国。对马来西亚人而言，这种对比自然引发一个刺痛的问题：如果中国可以做到，为什么马来西亚不行？
毕竟，马来西亚拥有世界最成熟的华文独立中学体系之一，国内政治也长期保持稳定，自1969年“513事件”后便没有出现大规模内乱。很多人因此相信：马来西亚本应具备“把事情做好”的一切条件。然而，马来西亚的政治与治理并不能完全按照自由市场逻辑运作。
马来人与土著的权益与身份，被视为国家根基；任何对“种族、宗教、王室”（俗称“3R”）的轻率评论都可能引发政治震荡。这些结构性约束大幅缩小了政府改革的空间，反过来又强化了民众对政府成效的期待与失望。
随着国家步入数码时代，这种结构性挫折感与一种更强大的文化力量交汇——即时满足文化。
抖音、Instagram Reels 等短视频平台改变了马来西亚人的心理节奏。尤其是40岁以下的群体，他们的政治认知与情绪反应都被短周期、快刺激的内容所塑造。叙事周期被压缩，愤怒周期被放大，政治承诺与公众评判之间的时间差被无限缩短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一个巨大的“急躁选民群体”逐渐成形。他们期待迅速见效的政策，期待即时性的改变，并通过算法推动的情绪化内容来评价领导人。
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希盟政府与安华首相努力修复制度、稳定经济、恢复国际信誉，但自他于2022年11月24日出任马来西亚第十任首相以来，依然面对强烈的情绪回弹甚至恶意批评。
三年的执政时间里，选民往往不是以安华“阻止了什么”来评价他——如经济失控、政治乱局或国际边缘化——而是以“尚未改变什么”来判断。这是一种被压缩时间感所主导的政治计算。然而，更广阔的背景不能忽视。
安华并没有掌控整个国家。一些州属牢牢掌握在反对党手中，导致联邦改革无法全面推行。在教育、基础设施、宗教行政交织的联邦制结构下，州属政治的不一致必然拉慢全国改革的节奏。
但在半岛之外，沙巴与砂拉越正在觉醒。经过数十年的忽略，这两地的民众成为推动国家变革的最强力量。他们不再沉默、不再顺从，而是大胆争取长期被拖延的权利、资源与发展。
这正标志着马来西亚政治意识的再分配——象征主义式的补偿早已无法满足他们，东马人民如今以资讯、网络与公民意识成为全国政治讨论的主导者，而非附属者。
因此，今日的急躁情绪，并非单纯的愤怒，而是一种强烈的渴望。它反映一个国家深知自己有潜力，却长期被拖住脚步的沮丧；反映一个社会拒绝停滞、不公与敷衍的决心；反映一个世代以行动速度、成果节奏来衡量领导人的期待。
马来西亚如今面对的，不只是治理问题，更是一场“节奏危机”。时间变快了，科技压缩了期待，而象征主义——以象征动作代替真正改革——再也无法安抚选民。
马来西亚正站在一个耐心匮乏却潜力巨大的十字路口。未来任何政府都必须面对一个新现实：不仅要做得对，更要做得快——快到能追上马来西亚社会的心理节奏。
抖音世代已经重塑民主，而马来西亚治理能否跟上节奏？这是未来数年的关键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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